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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西方城市史研究的五次轉向

作者: 陳恒 來源: 光明日報 日期: 2019-01-18

西方史學起源于一群被稱為紀事家的人,他們使用口述材料講述有關城鎮、民族、神話、譜系、風俗與地方起源的故事,對后世產生很大影響,被西方譽為“史學之父”的希羅多德就是在混合各種形式的早期紀事家著述的基礎上,首先編撰了一種具有連貫的批評意識的歷史。廣義來說,紀事家是西方世界第一批城市史家。古典時代的哲人睿士更是以本城本邦為關注焦點——亞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雖然以論述雅典城邦政治制度為主,但不乏對雅典歷史的介紹;李維的《自建城以來》也以相當大的篇幅記載了羅馬城本身的歷史,維吉爾則以《埃涅阿斯》來追溯拉丁城邦的淵源。盡管隨著歷史敘述范圍的擴大,歷史不再是地方的或城市的歷史,但作為“物”與“人”之匯聚空間的城市,依然受到歷史學家的青睞。

實際上在19世紀西方發達國家大規模城市化和社會科學崛起之前,作為專門領域的城市史只是西方史學中一個不甚有特色的方向,追溯單個城市的發展變遷是其基本范式,描述和敘事是其基本路徑,其研究方法有強烈的編年史傾向,即對城市重要事件和關鍵人物的記錄。從18世紀末開始,城市史在研究范圍上開始突破囿于一城一地的地方性,與更廣闊的民族國家的背景相連接;在研究方法上開始突破關注大事件與大人物的編年史傾向,逐漸關注城市社會的變遷。到19世紀,工業化加速了城市化進程,城市人口急劇膨脹、土地面積不斷擴大,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轉型,傳統與現代發生激烈碰撞,人們的物質生活、觀念世界、行為舉止等發生了巨大變化,也帶來了環境惡化、社會急劇分層、衛生惡劣等負面問題,這一轉型引起了包括馬克思、恩格斯、滕尼斯、涂爾干、齊美爾、馬克斯·韋伯等思想家和社會學家的關注,他們深入城市內部,剖析城市經濟結構、政治結構、階級結構,探究城市規劃與人的精神世界,出版了大量與城市和城市史相關的著述,有的影響至今。由此,城市史在20世紀前期逐漸成為歷史學的分支學科,城市史研究從無意識地關注城市,到有意識地分析城市。

20世紀后期以來,西方城市史在社會科學影響下變得復雜而多樣,傳統城市史這樣的空間載體研究路徑在新史學思潮下、在新的研究方法中依然保持活力。同時,城市史研究也經歷了“升”與“降”的過程:一方面,城市史與全球史相結合,城市的歷史被整合進人類歷史的全球述說之中,而全球史也透過城市的歷史得以具象化、經驗化地展現;另一方面,城市史研究深入城市的機體之內,族群、性別、階級、社區和文化等城市的結構性要素在歷史中被定位和探尋,作為進程的城市史得以凸顯。在這一過程中,城市史的研究范式也發生了五次轉向。

一、城市史的“傳記轉向”。現代學術意義上的城市史研究肇始于城市傳記,這是由現代城市史的奠基者——被稱為“英國城市史之父”的迪奧斯(H.J.Dyos,1921—1978)所開創的。他領導下的萊斯特大學城市史研究組在1966年夏天所舉辦的國際城市史會議及其所編輯的大會論文集《城市史研究》堪稱里程碑事件,連同該小組即如今的萊斯特大學城市史研究中心在學術研究、人才培養、國際交流、科研機制等方面的大量工作,使得“城市史”真正成為一個研究領域。

現代城市傳記是城市編年史傳統的延續,但它是一種綜合性的通史,以更全面、更廣闊、更長時段的視野來審視、解釋和理解某一城市的發展歷程。如果說早期的城市編年史重視某一城市在歷史上發生的若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并將其置于時間的框架中排序,那么現代城市傳記則將城市本身視作研究對象,關注某一城市如何從歷史中走來,即城市是如何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的?關注焦點轉換的背后是問題意識的日漸明晰。前者以敘事與記人為主,目的是向前追溯城市的源頭,展示城市的榮耀;后者則以分析與闡釋為主,目的是以盡可能廣泛的視角揭示城市發展的復雜面向。不同的切入點產生了不同訴求的現代城市傳記,或解釋城市發展的獨特性,或與國家建構、經濟全球化等宏大主題相勾連。這種問題意識的明晰是現代城市傳記發展的動力,政治、人口、市政、商業、交通、高雅文化、通俗文化、住房、族群以及空間拓展等主題都為現代城市傳記所關注。而其廣泛的涉獵范圍、生動的敘事風格和以大城市或特色城市為主要選題的研究傾向,使得現代城市傳記在引起學術界關注的同時也快速引起讀者關注,其中不乏暢銷作品。當下中國出現的眾多城市史相關譯著大多屬于這類城市傳記。

二、城市史的“社會轉向”。二戰以后,社會經濟和技術的快速發展帶來了生產和生活方式的革命性變化,首先在法國和東歐,然后在英國、美國和聯邦德國,不同模式的歷史研究逐漸沖破傳統范式,“新史學”層出不窮。

在這一變遷中,社會史沖鋒在前。無論是法國年鑒學派還是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都強調自下而上地觀察歷史,呼吁將研究焦點從精英轉向大眾,人口、婚姻、家庭、社區等以往不為歷史學家所見的內容逐步進入主流歷史敘事。受其影響,城市史開始關注社會流動、家庭結構、社區組織以及少數族裔和女性、低收入群體等城市邊緣人群。美國學者瑟恩斯特羅姆在《貧困與進步:一座19世紀城市中的社會流動》中利用賬簿與人口普查資料,發現社會流動與其說是一種普遍現象倒不如說是學者們對彼時社會的推想或大眾文化中理想場景的頌揚,該書進而成為大量研究社會流動的范式,也是“新城市史”發展中的重要文本。

三、城市史的“文化轉向”。新文化史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史學界的新浪潮,將文化視作獨立于經濟和社會的第三層次。新文化史朝著看似背道而馳的兩個方向發展:一方面,新文化史強調歷史的建構性,重視破除意義并重新詮釋,如年鑒學派第四代領袖羅杰·夏蒂埃提出表象的概念——表象是歷史研究文化取向的基礎,在社群構建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文化史不僅應該關注表象的功能,還應該關注表象本身。另一方面,新文化史通過引入人類學“深描”的方法,在對細節的刻畫和敘事中重建文化現象及其意義,在單一或主導性的“大敘事”之外尋求微觀而多元的解釋路徑,強調歷史經驗的多樣性及其復合影響。其影響所及不僅限于西方,而且很快擴展至國際學術界;不僅改變了傳統文化史的研究路徑,而且推動了歷史學各領域的“文化轉向”,城市史也在其中。

城市史的“文化轉向”帶來了新的挑戰,最為突出的就是歷史解釋多重性帶來的混亂。例如關注芝加哥1893年世界博覽會,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切入,或以為反映了精英與民眾的區隔,或以為體現了族裔之間的差別,或以為具象了商業資本與工業資本的矛盾。用美國歷史學家蒂莫西·吉爾弗里的話說,出現了“解釋的困惑”。

四、城市史的“全球轉向”。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化和城市化已成為世界潮流,為追尋這一潮流興起的歷史淵源,城市史學家近年來特別強調以全球視野回溯城市的歷史,將全球史和城市史結合起來,從跨學科、跨領域、跨區域、跨洲際的全球鏈接視角進行開放式、多元化的城市史研究。

全球史注重宏觀的世界性空間與進程,考察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科學、知識等方面的區域性差異及各種要素在不同區域間的流動。城市史注重微觀的地方性空間與進程,著力考察人類在城市空間中的功能創造,以及空間整體規劃、建筑、街道、儀式等所體現出的象征意義。全球城市史研究則兩者兼備,它不僅研究微觀的城市個體,也從宏觀上強調城市間的關聯和影響,并深度考察全球范圍內城市本身的發展軌跡和規律;不僅關注跨越國境的歷史敘事,更重視城市在跨越傳統帝國和現代國家疆界中的意義。

五、城市史的“歷史分支轉向”。如果說城市史的“社會轉向”“文化轉向”是以城市史為出發點結合社會史和文化史,那么城市史的“歷史分支轉向”則是史學的不同分支開始主動發現城市,其前提是史學的專題化。專題化是20世紀后半期西方史學的顯著特征,尤其是社會科學融入史學后,專題研究更是成為西方史學的主要趨勢。這一潮流雖然帶來了歷史研究碎片化等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專題化推進了歷史研究的深度,許多不為人知的事件和人物被發掘出來,豐富了對過去的認識和理解。隨著專題化的推進,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開始逐漸發現城市,將本領域與城市相結合。諸如環境與城市、戰爭與城市、帝國與城市、移民與城市、藝術與城市、勞作與城市、災難與城市、國家與城市等,都成為城市史的主題。史學的諸多領域逐漸“發現城市”,并呈現出鮮明的特色。

例如,環境史與城市史相結合,城市環境史研究蔚為大觀。美國學者安德魯·赫爾利在《環境的不平等》中結合社會史與環境史對工業城市加里的環境污染進行研究,揭示了環境背后的社會不公,即少數族裔弱勢群體是污染的主要受害者。赫爾利的研究將自然與人工兩大系統相結合,突破了社會史囿于人類社會的藩籬。再如近年勃興的跨國史,以跨越國家邊界的運動和力量為主要研究對象,也發現了城市的獨特價值。

總之,20世紀下半葉的城市史研究或是進入城市內部,研究物質文明、權力關系和空間組成等要素;或是走出城市,探討區域和全球城市網絡的形成、功能與意義。在上述五次轉向中,城市史研究具有一些共同的特質。首先,城市史從對城市是什么的外在記述轉向對城市由何構成以及如何構成的內在探討。其次,伴隨著史學變遷大勢,城市史也受到影響。不同面向的“新”城市史或聚焦不同維度,或強調不同方法,共同描繪出多元主體和復雜層次的城市歷史畫卷。再次,城市史與全球史相結合,城市的歷史與更廣闊的全球網絡相關聯。最后,城市史逐漸與史學其他領域相融合,啟發研究者尋求新的角度、方法與重點。

(作者:陳恒,系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西方城市史》”〔17ZDA229〕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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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曹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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